這次回國順到去了一趟NOVA，台北車站前面的店，我跟身旁的人說嘆了一口氣說道，『看我方圓十公尺之內，有沒有超過一百台的電腦？』；回家的第一天，媽媽借我用她的手機，當我按了幾個鍵就和十六個月沒有見的朋友說到話，我才驚覺我對科技的依賴竟然如此的深。我在DOULOS的日子，比起在台灣，矛盾的是，雖然是超乎想像的多采多姿，卻又真是好安靜阿。

這次回台灣，我成了『快閃一族』的一員，一回台灣就飛到香港一個週末，然後留給自己的家人不過一個晚餐的時間，又馬不停蹄的在各個不同的地方奔波；不過比起喬丹大爺的九十秒鐘，可是相對進步太多了。不過人家是誰，小弟又是誰阿。（然而你猜猜看，在上帝的眼中誰比較大？）這次回國有三個震撼，在這裡不提心裡過意不去。一、遛鳥俠風波，二、颱風尾和西南氣流，三、台灣的經濟奇蹟。

一個校園裡發生的小事（打賭 NBA 算大事嗎？又不是『打 NBA 』），可以搞到我心目中 QUALITY 第一的某家報紙頭版頭條，左派右派獨派統派大人小孩歐巴桑政府官員，每個人都有一句話要說，咦，也奇怪到每個人都說到話，報紙和電視媒體的資料來源竟然是『網友認為…』，誰都可以在任何地方大放厥詞。我在DOULOS船上一年四個月，我們的電視打開來早上是晨更，中午是注意事項簡報，晚上偶而轉播一場球賽或航程中播一場電影便萬頭鑽動，精神層面『吃素』了一段時間，對於台灣媒體環境的噪音，真是消受不起；我不用再說那個好那個壞，親身的體驗還是，台灣的人，真的很可憐，開了電視翻開報紙就會頭痛，可是卻必須要被制約，才能在社會『吃重鹹』的環境下得到認同。

同理可證我看到滿街的小吃店，卻失去了想一家一家吃下去的動力。還記得我們在都柏林的時候，看到一條唐人街，拐了個彎到一個破房子的三樓找到一家中國餐廳，吃到蔥爆牛肉的感動。南機場夜市，一條巷子就有七家熱炒，九十九、七十九、六十九都有，旁邊一條巷子四家餃子店，韭菜、白菜和雞汁鍋貼，我站在路口，心情是很複雜的，最後還是叫了豬頭皮和酸辣湯。

諷刺的說，又若如果我們沒有媒體，我也無法哀悼那些住在南投的災民，他們也不會知道副總統想要他們移民中南美，誰又聽得見弱者的聲音。於是，這世界被分為兩種人，一種是因為被聽見看見而存在的人，另一種，是存在也等於不存在的人，因為他們沒有鏡頭。我在羅馬尼亞遇到的那些小孩子就是這樣的一群人，我在雅典的難民中心遇到的庫德人就是這種人，我在北愛爾蘭遇見的東北留學生就是這種人，我在幾內亞遇到的那一個沒有手指頭的小男生就是這種人；我自己，也就是這種人。

這就是我寫信給你的緣故。這就是我必須矛盾我自己的理想，走向世界，那屬血氣的、屬魔鬼的。這就是我必須用我的文字用力反擊的初衷。因為，我也要為那些我已經承諾的生命而發聲，包括那些沒有鏡頭的人，也包括我的好友「世友」，這位已經被主接去的年輕弟兄。